巴西骚乱凸显复杂政治局面,三个信号耐人寻味******
中新网1月10日电(记者 孟湘君)名家艺术品被破坏、多间办公室遭冲击、桌椅被掀翻、文件散落一地……
当地时间1月8日,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身着统一服装、手持国旗、横幅和棍棒,闯入国会、总统府和联邦最高法院,并与军警发生冲突,甚至盗走总统卫队武器。
如此混乱的场景,让外媒联想到两年前,美国国会遭暴力冲击的场景。然而,这一次,不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而是“巴西特朗普”支持者,冲闯和破坏了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办公场所。
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国会前,一名男子在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的反政府示威现场挥舞巴西国旗。
新上任不久的巴西总统卢拉紧急部署平息骚乱,目前已有逾400人被捕。回顾事件,至少传递出三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凸显该国政治局面之复杂。
第一个信号:
骚乱时机耐人寻味
这场骚乱,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爆发。事发时,巴西总统卢拉正在圣保罗州视察暴雨灾情。
在随后的紧急讲话中,卢拉强烈谴责骚乱事件,指责政府建筑被“法西斯分子”和“狂热分子”攻占,是“野蛮行为”。目前,他已回到遭破坏的总统府。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
卢拉誓言严惩骚乱制造者,铲除幕后资助者。他果断签署联邦干预安全法令,加强首都巴西利亚安保,多管齐下应对冲击。
其一,下令国民警卫队进驻巴西利亚,以恢复秩序。
其二,下令关闭巴西利亚市中心24小时,包括行政和政府大楼所在主干道,宣布当地进入联邦安全干预状态,持续到1月31日。
其三,撤换当地公共安全负责人,任命司法部副部长卡佩利为新负责人。
目前,据巴西联邦区州长罗查透露,已有400多名参与骚乱者被捕。巴西《圣保罗页报》称,为将示威者赶出相关建筑,军警、联邦警察、装甲车、直升机齐齐出动,催泪瓦斯弹、震撼弹、胡椒喷雾纷纷上阵……
总体可见,事态还是挺严重的,影响也不小。
虽然正式调查结果出来前,一切都只是猜测,但细观事件第一个耐人寻味的信号,来自骚乱发生的时机和形式。
当地时间1月8日,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前总统博索纳罗支持者举行示威反对总统卢拉。
至少,有三点引人思考:
第一,骚乱发生时卢拉刚上任一周多,事发时总统不在总统府,这是时机凑巧还是精心选择?
第二,正如卢拉所说,是首都安全出现“疏漏”让示威者有机可乘,也导致首都安全负责人紧急换将。那么,“疏漏”究竟从何而来?
第三,骚乱形式为何如外媒所言,与北美的那个“超级大国”类似?
第二个信号:
前总统表现耐人寻味
事实上,巴西正处在政治紧张和两极分化加剧的气氛当中。
一方面,是前总统博索纳罗为代表的右翼势力不甘败选;另一方面,是总统卢拉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重返权力中心。两股力量激烈博弈,造就了巴西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
资料图:博索纳罗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特朗普”。他曾在巴西国民议会下议院,度过了作为边缘议员的七届任期,也曾表达对该国军事独裁统治时期的怀念。由于在经济、新冠疫情和保护亚马孙热带雨林等方面应对不力,竞选连任时,他失去了温和派选民的支持。
在此之际,第二个耐人寻味的信号出现了,那就是博索纳罗的表现。
自竞选落败以来,虽然其支持者一直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质疑总统大选结果的公正性,大肆鼓噪和开展破坏行动,甚至呼吁发动军事政变让卢拉下台,但博索纳罗本人在公共场合几近缄默。
就连博索纳罗的副总统莫朗也批评其未能及时安抚和团结国家,而是“让反民主情绪制造混乱和割裂”。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所在政党,形容暴力冲击政府机构事件是“巴西悲伤的一天”。图片来源: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图
任总统期间,只有巴西联邦最高法院能对博索纳罗发起刑事调查,但随着卢拉2023年1月1日宣誓就职新一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失去了司法豁免权。眼下,他本人、心腹及两名儿子,面临散播虚假信息、攻击选举制度等指控。
宣誓就职时,卢拉不点名地批评了博索纳罗任内的做法,强调“犯错者将为其错误付出代价”。他认为,“这个国家为权利、主权和发展而建立的大厦,近年来遭到了系统性破坏”。
英国《卫报》等披露,在巴西总统任期结束前48小时,博索纳罗已秘密离境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避难”,也未出席卢拉的就职典礼。
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使有外媒发现自己侄子身处骚乱现场,但博索纳罗仍罕见发声,否认与骚乱间的关联。他表示,“我否认巴西现总统对我的指控,这没有证据”。
第三个信号:
美国表态耐人寻味
巴西形势突变后,各方纷纷表明立场。谴责暴力、支持巴西民选政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
资料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联合国
“巴西是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巴西人民的意愿及民主机构“必须得到尊重”。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政府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纷纷批评骚乱的发生。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将巴西此次骚乱形容为“政变企图”,他还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南方共同市场轮值主席国总统身份,呼吁各成员国共同对抗巴西的反民主进程。
欧洲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等欧洲国家和机构领导人,谴责暴力事件,表达对巴西民选政府和民主制度的支持。
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示威者强闯巴西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为,认为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的攻击“令人发指”。拜登表示,巴西民主制度“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
资料图:美洲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会见时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左)。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同卢拉总统一道呼吁立即停止这些行动”。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则点名称:“我谴责博索纳罗无视民主原则,煽动对巴西政府大楼的无耻攻击”,“美国国会大厦遭暴力冲击发生至今两年,特朗普的遗产还在继续毒害北半球”。
不得不说,美国政治家们的表态,是整件事当中最耐人寻味的信号了。
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当政,为谴责对头共和党的特朗普,拜登政府公开表态要和美国曾千方百计想“除掉”的卢拉站到一起。
然而,美国似乎得了健忘症,是谁将拉美视为自家后院为所欲为?是谁在拉美诸国包括巴西煽动颜色革命和政变?美国的“同情与支持”,卢拉需要吗?
另一方面,美国是不是忘了博索纳罗在佛罗里达州“避难”?“巴西特朗普”的弃子命运,来得这么快?
资料图:巴西总统卢拉曾被认为与国企贪腐案有关,获刑9年半,图为2018年其前往警局时记者蜂拥采访。
事实上,工会领袖出身的卢拉此次当选总统十分不易,被巴西劳工党誉为“凤凰涅槃”。此前两任巴西总统期间,卢拉提振了巴西经济,帮助数百万巴西人摆脱了贫困,声望极高。
然而卸任后,卢拉被指贪腐入狱,在狱中度过580天后,定罪被撤销。随着他赢得历史性的第三个总统任期,人们期待这位获称“博索纳罗解毒剂”的老将,在经济和社会正义方面大展身手,再次团结这个国家。(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